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受到高尔基“世界的一日”的启发，邹韬奋、茅盾等人发起了“中国的一日”全国征文活动，征文内容以1936年5月21日为限，涵盖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甚至包括各地“风俗，习惯，迷信，等等怪异事件”。主编茅盾和他的助理孔另境经过两次严格的选取，从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余篇稿件中选定490篇，共80万字，最终在1936年9月以《中国的一日》为书名出版。这部书以报告文学、小说、日记、信札、速写和通讯等多种文体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来自各省市各职业人士，特别是学生、教员、工人、商人、农民、公务员等在这一天的生活经历，最终揭示出1930年代中国“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中国的一日》由蔡元培作序，茅盾则写了《关于编辑的经过》作为前言。书的封面由中国地图和标志性的建筑、飞机、军舰等元素构成，象征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实力的全方面展示。书中收录的稿件也按照地域进行分类，第1编为“全国鸟瞰”，第2编至第14编则依次展示了来自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全国各地的“一日”情形，并设置了“海·陆·空”“侨踪”“一日间的报纸”“一日间的娱乐”“插图”等编目，最终指向了具有立体感的中国叙事。

　　“叙事”行为本身既意味着以何种方式和角度描述当下的现实，也包含如何揭示历史动向、引导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向，以及怎样建构新的主体形象和文化认同。在叙事主体上，《中国的一日》的作者以作为“非文字生活者”的普通大众为主，展示出“质朴得可爱”的文风，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避免了“新文学的滥调”，因此在另一种文本视野中展现出有关1930年代的中国形象。事实上，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如何阐释中国的现状和出路，以及让中国以何种形象出现于国际视野中，正是1930年代各方政治与文化力量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1930年代陆续出现的赛珍珠的《大地》、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一系列中国“画史”、《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周立波翻译的《秘密的中国》、蒋介石中央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文人创办的《新中国》刊物等，生成了诸多思路相异的中国叙事，不仅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国族建构，而且使社会认同发生了激烈的分化。

　　在上述背景下，由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展开的中国叙事，与1930年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叙事、本质化的民族主义叙事和乌托邦国家想象叙事等模式具有较大差别，最终生成的是左翼视野下以现实认同为基础的叙事形态。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的一日》，但通常将之放置于报告文学、新历史主义“日常生活”叙事、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建构等框架中加以讨论，虽然不同程度地触及与《中国的一日》相关的问题脉络，但未能真正揭示出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从1930年代的具体社会语境来看，《中国的一日》有着自觉回应“一九三六年危机”的意图。一方面，茅盾等人强调5月21日是“极平常的一天”；另一方面，也有来稿者辨识出这一日是“马日事变”发生的时间，是重要的“革命的一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这次征文活动中，日常生活的时间正在被改造为左翼革命的时间，而只有当“极平常的一日”被同步进革命的时间进程后，“中国的一日”才能真正被叙述和建构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茅盾等人“学步”苏联《世界的一日》而采用的“一日史”，不是所谓“整体史”中的一个部分，而是具有改造日常时间、生成社会总体性的功能，最终呈现的并非新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充满“当下”的革命时刻，指向一种具备丰富感性经验和特定社会认同的政治诉求。

　　在《中国的一日》中，“崩溃”“破产”“凋零”“失业”“苦闷”“出路”等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有来稿者便以“中国国难时代”来概括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虽然《中国的一日》的诞生具有世界性的问题语境，但其中展开的中国叙事并非像《世界的一日》那样来自未来的、外部的视角，而是根植于中国内部的生存现状和革命欲望。事实上，“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的发起有较强的历史针对性，但既有研究往往笼统地以“内忧外患”来描述1930年代中国的处境，未能进一步辨析具体的“危机”语境与中国叙事的内在关联。茅盾在以“文学社、《中国的一日》编委会”的名义起草的征稿启事中，明白准确地提出了这个活动的发起目的：

　　我们大家都希望此书将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横断面。从这里将看到有我们所喜的，也有我们所悲的，有我们所爱的，也有我们所憎的。我们希望在此所谓“一九三六年危机”的现代，能看一看全中国的一日之间的形形，——一个总面目。

　　征文活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即生成有关中国的“总面目”。由于“当时生活书店出版各种杂志和丛书都采取包干制”，《中国的一日》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茅盾，这部书也因此带着较鲜明的左翼立场。茅盾在1930年代初构思长篇小说《子夜》时，就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1939年在新疆日报社的一次讲演中，茅盾更将这一“企图”具体表述为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的呈现。相较于胡风、周扬等人，茅盾此时的左翼立场更多地关联着对社会整体性的追求。不过，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是，征稿启事中特别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危机”，是茅盾等人发起“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的具体时代背景。在《中国的一日》中，就有作者将自己私人的“生活剪影”与“一九三六年危机”关联起来，生成了一种左翼立场的理解中国的方式：“今年是一九三六年的特殊时期，国难愈深，民间的疾苦更甚，外受X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资源丧失了不少，内受封建思想和地主土豪劣绅资本家的压迫，大众始终是不能抬得起头来！”

　　那么，何谓“一九三六年危机”呢？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外便一直在关注“一九三六年危机”。所谓“一九三六年危机”，最初由日本军部中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北进派提出，是为了在日本对外政策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这一说法的来源，当时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等各国赖以维持均势的条约将在1936年因期满而失效；第二，日本将在1935年与国际联盟完全脱离关系，这关涉其南洋委任统治问题的解决；第三，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各国统制经济运动将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构成“一九三六年危机”判断的主要是根据，也代表着相对平衡的世界格局有很大的可能性在1935—1936年被打破。有人在1937年回顾“一九三六年危机”时，便这样认为，“一九一九年后所借以维持世界和平的条件安全制度，已根本破坏，国际情势，又回到战前同盟的局面”。其中，桥爪明男写于1933年的《一九三六年之危机》在当年被译为中文后，被国内各大报刊转载。桥爪明男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一九三六年为决定日本兴亡之重大危机，此种危机在世界史上为行将勃兴之国，使已握霸权诸国对之有相应认识之试验。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若于此而试验失败，则必衰亡，若能克服之，则必强盛，日本之于一九三六年，正复如此。”

　　荒木贞夫、桥爪明男等人提出“一九三六年危机”，主要是为了给日本建立“准战时体制”、制定“非常时期”对外政策提供相关依据，因此不免有夸大之嫌。从后设的历史角度来看，“一九三六年危机”自然没发生，但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日本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毋庸置疑的是，1936年前后确实是国际秩序和形势转变的关键时期，世界性危机始终存在。当时就有的人觉得，1936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形势”，将有可能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英美意以及其他小国和殖民地都在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积极做好应对危机爆发的准备工作。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有的人觉得，“中国是世界的一环，世界危机，当然中国免不了波及，而且在宰割殆尽的世界殖民地中，只有中国，还可以逐鹿，所以世界的目光，都集中我国”。当时的国际纷争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中国正是其中的关键。世界的危机与中国的危机通过地理政治学而被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因此在1930年代，也集中出现了多部分析世界危机的著作，如任白戈的《怎样应付目前世界的危机》（1934年）、粟寄沧的《世界危机的分析》（1934年）、小岛精一的《世界危机·一九三六》（1936年）等。这些描述“世界危机”的著作，提示着1930年代的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转变时期遭遇的诸种挑战。

　　与此同时，有关当时中国内部面临的一系列危机，1930年代相关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都有所述及，这里也做一简要的勾勒。“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同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继而推行“华北分离”政策，中国面临持续被日本侵略的危险。而在国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展开进一步。此外，受国际经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内产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引发了严重的贫困问题。茅盾当年所写的《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便生动地再现了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在《中国的一日》中，也有大量的文章回应这样一些问题，揭示中国当时所处的困境。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怎么样应对“危机”、寻找自我的“出路”，成为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焦点。《中国的一日》作为危机年代的中国叙事，目的是呈现左翼视野下对中国现实和未来走向的认识。也正因如此，征稿启事、茅盾所写的序言和读者的反馈非常一致地在同样的维度上展开，即认为通过《中国的一日》，“认清了中国的现实”和“明白了中国未来的趋势”。这种相近的理解取向并非《中国的一日》规定的，而是来源于背后总体性的时代危机，以及被这种危机氛围塑造的共同生活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不仅是《中国的一日》尝试展现和建构的，而且是各方力量关注并进行阐释的重点。比如，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在1930年代陆续出版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中国大观：图画年鉴》（1930年）、《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1934年）和《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国画史》（1935年），就有强烈定义和重构“中国”的意图。其中，《中国大观：图画年鉴》和《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都是中英对照的刊物，以特定地理空间中的静态图片来完成民族主义式的中国叙事，包含着“改变外人之观念”的意图，尝试在内忧外患之际，叙述中国的“实情”，以期“通达国情，深知民瘼”。而《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国画史》则采用“动的时事照片”和“历史家的目光”，对中国进行“总记录”。与《中国的一日》相对照，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国画史》更加关注具备极其重大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如“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迁都、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新生活运动”等，尝试以关键性的历史瞬间来生成有关危机的总体性图景。

　　这些关涉中国的叙事，最终指向的是对“新中国”的想象。当时就有文人特别强调“一九三六年中国危机的降临”和“一九三六年中国复兴的准备”，并创办名为《新中国》的刊物。他们以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来阐释中国，极力凸显所谓的“民族观念”，认为中国“没有阶级的形成，更不必多事，倡为阶级对立的调子，以分散民族力量”。这里的“民族观念”更多的是在长时段的稳定历史视野中，对中国作为政治和文化主体的本质化表述。其背后的意图也很明显，针对的是左翼以阶级分析来认识社会的方式及其关联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

　　可以看出，1930年代的主流声音共享着有关危机的判断前提，但是对如何理解和阐述危机和苦难，则思路、角度各异，要么在长时段历史中凸显中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么采用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叙事视角，常常忽视了具体现实情境和全球结构关系中中国的建构性，而这正是《中国的一日》特别强调的地方。在文学的脉络上，茅盾在主编《中国的一日》之前，还完成了一项有关中国的叙事，即《水藻行》的创作。这篇小说是茅盾专门为外国读者写的，是为了“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想告诉外国的读者们，“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的，而不是像赛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茅盾还特别介绍了史沫特莱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认为“实在是把斗争中的中国的真正面目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两部罕有的好书”。此外，1932年《东方杂志》发起了胡愈之主持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主要征集两个问题的答案：“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当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憧憬着一个“大同社会”时，茅盾则提出：“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在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能够正常的看到，当时茅盾已经在有意识地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乌托邦国家想象，思考怎么样基于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来建构中国主体，并针对“梦想的中国”而特别注重“现实的中国”的呈现。对茅盾来说，《中国的一日》是要揭露1930年代被各种政策文件、话语形式和阐释框架遮蔽的“中国的真正面目”，及其蕴含的社会认同和革命冲动。比如，《中国的一日》中有很多文章都以讽刺的笔调写到了当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预与改造，来塑造以意志为核心的“国民”和“国族”，因此也可以视为一种有关中国的叙事，传达出以儒教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观念。“新生活运动”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这一运动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脱节，没办法真正下沉到基层社会，而这正是左翼文化人争取的叙事畛域。

　　在1930年代兴起的中国叙事热潮中，“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让身处中国每一个角落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让“中国”开口说话，这区别于“新生活运动”那种由官方控制的日常生活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既不是简单的民族认同动员活动，也不是单纯的左翼内部文学实践，而是针对危机年代展开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中国叙事。茅盾等人并非在理论、政策或宏观分析等层面理解中国，而是将中国看成要一直进行建构的历史性对象，并以左翼历史视野来呈现、理解和回应中国问题。在充满危机的时代语境下，《中国的一日》正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建立起对中国的认识范式，从而重构了有关中国的叙事，并有力地回应了同时代的其他关涉中国现实和出路的阐释。

　　受到《世界的一日》的启发，《中国的一日》采取的也是“一日史”的叙事方式。当年的读者就意识到“未来世界数千年人类生活史中‘一日史’是为基础”。《世界的一日》发起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之际，同样具有回应“一九三六年危机”的意图。当时苏联开始与国外的左翼运动展开积极的合作，希望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和《世界的一日》既分享着相似的世界语境，也面临着部分一致的危机挑战。不过，以往的研究并未注意到具体现实情境和全球结构关系中“一日史”的革命性意义。对苏联而言，所谓“一日史”并不是要在线性历史中截取某一个节点，以此管窥历史的全貌；相反，“一日史”本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线性进步历史观的否定，代表的是革命进程中全新的时间观念。有研究者认为“一日史”的意义在于“整体的社会史不可或缺了民众、共同体和日常等历史的新维度，它们与精英、全盘和非常等传统维度构成整体史”。然而，在茅盾等左翼人士看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不仅是“整体史”中的一部分，而是危机年代建构“整体史”的具体方式，最终试图呈现的正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中国形象。因此，梳理清楚“一日史”承担的历史功能和政治意涵，有助于理解茅盾等人借鉴“一日史”叙事方式背后的线年，耿济之便已经介绍了《世界的一日》的相关情况，指出《世界的一日》是高尔基继《内战史》《工厂史》后“用集体的工作方法，集许多非依文学为职业的人所写的作品，以成一有系统的，文艺性的书”。《世界的一日》选定的时间为1935年9月27日。耿济之延续了高尔基的说法，认为这一段时间是随便选出来的。不过，对苏联而言，这一段时间的选定并非随意的，而是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世界的一日》俄文版题为“ДЕНЬ MИРА”，虽然一般翻译为“世界的一日”，但在苏联当时的修辞学语境中，也有“和平的一日”的意思，二者密不可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社会主义走向全球，使世界历史和日常生活同步起来，和平便会随之而来。在《世界的一日》中，那些日常事件记录单独来看似乎杂乱无章、没有联系，却被结构性地统筹进了苏联关于世界革命实践的进程之中。

　　尽管茅盾等人发起“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时，《世界的一日》还未出版，“在具体的编辑体例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模范”，但是在邹韬奋找到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之前，茅盾翻译了《世界的一日》编辑柯耳曹夫的介绍性文章，对《世界的一日》的内容编次和时间设计已有大致了解。这篇文章指出，《世界的一日》要通过1935年9月27日这一天来呈现“旧资本主义世界动摇而跌滑，而渐渐屈伏于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并清楚地区别了世界的日常生活时间和苏联的革命时间：

　　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称1935年9月27日为“星期五”，而在苏联六日制工作周中则成为“第三日”。为了延长上班时间以及提高生产力，斯大林先是采用了五日制工作周，后又改为六日制工作周，历法的改变意味着新的革命计划和革命进程的开启，时间在这里不可谓不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一日》可被视为苏联实现全球革命梦想的一次时间同步实践，其中的关键点正是如何将世界上平常的一日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一日。《世界的一日》主要以报刊上摘录的文字片段来呈现各国当日的情形，而有关苏联的展示，则占据了全书的最后六分之一篇幅。在这样的编排下，苏联代表了一个与全球其他六分之五国家完全相反的世界，这是自由劳动和快乐创造的生活世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通过“一日史”的方式，有关世界革命的设想被同步于1935年9月27日这一天，苏联的革命时间也由此成为全新的世界时间。在高尔基的设想中，《世界的一日》与其说要展示世界的现实，不如说要以苏联为核心来呈现世界的未来和革命的梦想。因此，尽管《世界的一日》采用的是“一日史”的方式，但其指向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观念，而是全球的革命实践。

　　可以看到，“一日史”叙事方式本身带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和革命诉求。当茅盾等人借鉴《世界的一日》而编辑《中国的一日》时，继承的不仅是“一日史”叙事方式，还有其背后关联的革命时间观念。茅盾在编辑《中国的一日》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如何将普通人的一日真正纳入“中国的一日”的历史图景中。茅盾等人为“中国的一日”选定的时间为1936年5月21日。为什么是这一天？茅盾解释说，“因为这一天是极平常的一天（如选在某个节日上，来稿内容就可能千篇一律）”。不过，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5月21日也是“马日事变”发生的时间。以茅盾等左翼文化人对时间的敏感度来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5月21日关联的历史事件，何况茅盾曾写过多篇回应“马日事变”的文章。此外，《中国的一日》还特别收录了陈子展写的一篇题为《“马日”》的文章。陈子展曾在“马日事变”后被通缉，这篇文章便是通过纪念1927年5月21日的“马日事变”，来提示5月21日是“中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日”和“中国革命史上必须写到的一日”。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据后来与孔另境共事的尚丁回忆，当初是孔另境建议茅盾选定5月21日为“中国的一日”，其目的是纪念“马日事变”。在当时的审查制度下，茅盾等人自然无法明言这一层意思。总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作为“革命的一日”的5月21日被确定为“中国的一日”时，所谓“极平常的一天”便没办法避免地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

　　只有当日常生活的时间被改造为左翼革命的时间后，危机年代的那些看似琐屑、杂乱的日常生活事件才有可能被组织起来，并获得总体性的意义。沈松侨指出，在《中国的一日》中，“发生于不同地点，在性质上南辕北辙、迥不相同的日常生活事件，所以能拼贴、连缀，合为一体，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任何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它们在日历时间上的一致性”，“这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正是一种国族的时间”。“日历时间上的一致性”确实使这些日常生活事件得以集合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它们就自然地“拼贴、连缀，合为一体”了。沈松侨的判断依据是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安德森认为，“时间上的一致性”（temporal coincidence）是“关联”能够被想象出来的重要根源：“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这里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源于本雅明的说法。本雅明认为，资产阶级的线性进步历史观建立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上，而“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是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相对的一种时间观念，即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Messiah）意义上的时间。弥赛亚时间与“当下”和“停顿”有关，“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本雅明也由此区别了“日历”和“时钟”，认为“日历并不像钟表那样计量时间，而是一座历史意识的纪念碑”。在时间的意义上，《世界的一日》和《中国的一日》中“日历时间上的一致性”提示的并非“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书写历史的“当下”，恰恰提供的是一种类似于弥赛亚意义上的时间观念、一种充满张力的危机时刻。进言之，这种“当下”的时间意识，使同质的、空洞的线性历史被阻断，最终导向了一种深刻的革命意识。

　　茅盾曾特别强调，“这一本书全体是平凡而又特殊，特殊而仍似平凡”。“平凡”是因为选择的5月21日并非常见的纪念日，而是所谓“极平常的一天”，因此书中展现的也多是日常生活事件；而“特殊”则是因为，“马日事变”发生的5月21日开启的也是革命的进程，更能代表危机年代中国的日日夜夜，这正是茅盾所说“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的意思。《中国的一日》在为日常生活事件提供“时间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在将以往线性历史意义上的时间叙事转变为以各省市为依据的空间叙事，对应着《中国的一日》封面上的各种空间性设计元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并不是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展开国族想象，而是在“当下”的革命时刻中生成中国认同。这也提示着，在那些被官方确定为纪念日的时间节点之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无时无刻不内在于“革命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隐含着的现实逻辑和情感结构，正是在“一日史”对日常时间的改造过程中得以浮现出来。

　　对左翼而言，“一日史”开启的时间进程本身就具有革命性意义，并进一步影响了民众对危机年代的生活感知。尤其是在茅盾这里，所谓“左翼革命”，并非简单的政治性事件，而是落实在日常实践过程中，并勾连着有关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历史必然性，其中包含着层次丰富的感性经验。在更为具体的内容层面，如何使日常生活事件获得历史和理论的视野而不至于沦为碎屑的片段，同时保留其具体可感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也是“一日史”叙事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是，《中国的一日》通过怎样的编辑策略和体例来形塑危机年代的现实感受、中国认同和革命欲望？如何具体地呈现个体生存处境与中国现状、出路的关联？以底层日常事件和心灵体验为代表的感性经验，以及以征文启事要求、选稿标准、编辑策略和阅读规定为代表的左翼理性作用，如何被统合在一起并产生效果？从打造具有总体性真实的中国叙事来说，《中国的一日》既要避免以往左翼叙事中常被人诟病的理念化和概念化问题，而以感性呈现代替直接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同时也要在揭示真实生活现状的基础上，于崩溃的日常生活中捕捉新的历史动力，为中国的问题提供宏观历史逻辑的解释。

　　在创作主体和写作方式上，茅盾等人采用了高尔基编写《工厂史》《内战史》的集体写作原则。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集体写作不仅为大众提供了最广泛的自我书写和自我教育的机会，而且为左翼的革命实践建构了一种历史叙事。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尽管《中国的一日》中也收录了陈独秀、黄炎培、沈兹九、陈伯吹、周而复、包天笑和田仲济等文人的文章，但不同于《世界的一日》单独开辟“作家的一日”的做法，《中国的一日》将这些名人的文章与大众的来稿不加区分地放在一起，按照地域的标准做编排。这种取消文学创作主体等级的做法，意味着叙述中国的主体是以中国的地理空间来划分的，并不因为特定的身份和职业而有所区别。在此之前，左翼已经开展了工农兵通讯运动，积累了动员群众创作报告文学的经验。这次《中国的一日》的征文来稿，就有五分之一来自左翼活动的主要城市——上海，而且其中的很多稿件出自工厂的职工之手。这次征文活动尝试让民众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建构进“中国”的图景中，在我们习惯的社会分析式的左翼策略中凸显感性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调动的其实是茅盾所说的“国内国外所有识字的而且关心着祖国的运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般真实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茅盾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心灵”，意味着他不仅关注宏大的国族观念，而且重视“危难关头”感性经验所能发挥的作用。

　　虽然都采用了“一日史”的方式，但在具体的编辑体例上，《中国的一日》比《世界的一日》呈现更多心灵层面的体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世界的一日》采用的是更为客观的“集纳主义”，通过新闻简报和图像的方式来呈现各个国家的形象，并为每个国家设置了一个小标题，如中国部分的标题就是“流血的中国”。通过精心的编排布局，《世界的一日》呈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秩序。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编辑柯耳曹夫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记者。除去一小部分作家的文章，《世界的一日》更像是一份重新编辑过的新闻资料汇编。《中国的一日》虽然也有“集纳”各种新闻的部分，如“全国鸟瞰”和“一日间的新闻”，但所占比例较小。这些新闻材料既提供了观察中国的官方视角，也与民众的真实生活形成了“对照”。在形式意义上，《中国的一日》并非《世界的一日》那种新闻资料汇编，而是文学实践，为感性心灵经验的表达留存了更多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尽管二者采用的都是“一日史”方式，但《中国的一日》不是新闻的“集纳”，也不是简单的“报告文学集”，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当下”历史叙事。

　　在《中国的一日》中，“中国”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具体的事件、生存方式、话语形式和情感体验进入日常生活中的，如陈独秀揭示的，“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共同体”的意义上，“关联”也并非仅依靠抽象的想象来实现的，正如有研究者在反思“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时，强调“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机制中，肯定还存在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让人想到诸如血脉、根系、族群、手足、情感、心理这一类令人有切肤之感的词汇”。比如，无锡有人在这天出狱，但因为“这个日子，恰巧是‘中国的一日’”，所以“很为自己欣幸，因为既能使我深一层的记忆，在意识上也有很多的帮助”。“中国”在这里就发挥了“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功能。这也代表着，“中国”不仅是由无数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而且反向地重构了人们的时间感知，并进而影响了人们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理解。因此，有丝厂工人就将自己所做的工作与中国的“经济情况”联系在一起，感觉到“在每一条坚韧而洁白的生丝上，系着一个危坠的中国”。在正常的情况下，“生丝”和“危坠的中国”需要靠文学想象才能被关联在一起，不过在特殊的危机年代，“生丝”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情况的一个缩影。在丝厂工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在意识中，“生丝”不一定要通过想象便可被视为“中国”感性形象的化身。因此，与其说“生丝”和“中国”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不如说“中国”已经结构性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普通人的生活血肉相关。

　　《中国的一日》在提供感性经验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副文本”生成了结构性理解中国的方式。这也代表着，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实”，左翼也在通过理性作用对“感性经验”进行引导和重塑。具体来说，有关《世界的一日》的介绍性文章对“一日史”与革命进程之关系的揭示、征文启事的要求、序言《关于编辑的经过》中有关选稿与编辑的说明以及宣传性文章《被拷问了〈中国的一日〉》中提示的阅读方式等，为《中国的一日》塑造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写作和阅读语境。尽管《中国的一日》中的很多文章展现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但依然隐含着一定的社会科学视角，因此带有较明显的左翼文学色彩。事实上，在关于“内容”的标准上，茅盾就特别指出，“‘这事’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可以表见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最少最少亦应当能够和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强调“社会意义”、“生活状况”和“社会现象”，意味着征文活动本身就规定了写作的具体方式，这一方式正是左翼重视的社会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集体写作的方式充分凸显了民众的创作主体性，但是如何将感性的“个体的一日”上升为具有组织性和集体认同感的“中国的一日”，仍然有赖于理性的分析、整合和提升。在有关“中国”的叙事中，感性使相对抽象的、宏大的“中国”变得更具体、可以把握；但是与此同时，假如没有理性作用的参与，“感性中国”的整体性面目便难以真正浮现。长期以来，左翼文学面临的主体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克服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弊病，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实现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从这个方面来说，1930年代的诸多中国叙事往往在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等宏观层面展开，忽略了上层与下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感性互动过程，而《中国的一日》聚焦的正是这一点。在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背景下，茅盾等人在调动大众日常经验和心灵体验的同时，也在通过精心的规定、筛选和编辑，使“感性中国”获得结构化和相对化的呈现。

　　《中国的一日》展现的并非新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一种具备丰富感性经验和特定社会认同的“历史生活”，这是左翼革命很重要的内在构成。茅盾等人通过选定一个隐含着重要革命历史节点的看似“平凡”的日子，使“中国的一日”具有了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从材料的选取范围来看，《中国的一日》呈现的叙事是丰富而复杂的，甚至连所谓“关圣帝君亲笔写来”的传单、“玉皇大帝御赐的救国良方”等迷信材料也全文照录。针对这样的做法，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一日》的可贵处是推崇一种记录体，原原本本写下来，尽量备存”，同时“也作为社会资料为我们保存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尽量备存”的方式也有助于营造一种丰富、驳杂而可感的中国形象，是营造“感性中国”的一种编辑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左翼既不认同那种只能容纳特定生活事件的抽象国族概念，也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先在的或概念化地自我生成的民族，而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和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生成线年代的危机时刻，《中国的一日》尝试回答的是：“中国究竟破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究竟有没有复兴的希望？”当年的读者认为，《中国的一日》“对现中国的理解上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对现中国的理解”可谓是茅盾等人发起“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的应有之义。因此，有读者用“质朴，严肃，和真实”来形容《中国的一日》，认为“千百年来一向被外人认为‘谜样的中国’从这也可以供献他们以一点真实的参考了”这可谓非常贴切的判断：“质朴”指的是来自大众的、非职业作家的自我叙述，强调的是直接而感性的经验；“严肃”说的是“感性”背后的“理性”作用，包括“一日史”开启的革命时间，以及左翼对中国现实的揭示和阐释；而“真实”指向的是最终效果，即《中国的一日》提供的不只是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更是革命进程中有关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总体性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既关涉国族认同，也“为文学的样式开辟了一条簇新的道路”，更成为一次自觉而广泛的政治性行为，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为左翼革命的历史实践增添了民族维度和感性内核。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复杂的全球关系结构之中，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出路成为时代性的议题。当时相关的讨论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宏观层面着手，并未真正关注底层大众的声音。《中国的一日》则将日常生活作为历史记录形式来对“中国”展开理解，以“一日史”的方式揭示出内忧外患之下各阶层民众的生存现实，以此打造出有效的中国叙事方式。对左翼文化人来说，这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革命行为。茅盾不仅借助《中国的一日》展开国族认同的建构，而且对日常时间做改造，并通过特别的征文要求和编辑方式将左翼革命进一步渗透进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不过，也有读者质疑《中国的一日》“没有跳出小有产者之群”，其中的叙事主体没有“豪商巨宦”“阔人们的小姐少爷”“资产阶级大买办”，而且工人、农民所占的比例也极少。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的一日》的叙事仍受限于印刷资本主义提供的实践方式。生活在现代文明相对薄弱的偏远地区的民众，仍未能参与到“中国的一日”的建构当中。只有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内地中国”“边地中国”“乡村中国”被陆续“发现”，“人民”开始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更为完整的中国叙事才得以真正生成。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有待深入展开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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