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三大标志——国旗、国徽、国歌，皆与上海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缘。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旗五星红旗的原创设计稿是曾联松投寄于上海，只有国徽与上海的关联较为隐秘。事实上，国徽设计起初以张仃为主，后加入张光宇、周令钊等人，在与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竞争中，两支设计团队互促互进，清华团队最后胜出收功。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中国国徽吸纳了张仃团队的设计成果。而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皆与上海关系甚深。诚然，国徽设计是在北京，然而，源自上海的美术力量在这新生政权的重大国家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国旗、国歌应征稿形成巨大落差，国徽图案应征稿起初寥寥无几，且质量不高。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设的第六小组，专门负责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的拟定工作，组长马叙伦不无遗憾地指出：“关于国徽投稿者都误为国标，因此所有投稿者都绘有与国旗一样之国标为国徽，真正符合我们所征求之国徽标准‘富丽堂皇者’还没有。”为此，该小组秘书彭光涵积极建议，“把我们的意见交给专家，可请专家依照我们的意见重新设计出图案来”。

　　1949年8月22日，征稿截止第二天，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徽图案初选一无所得。在马叙伦一再关切下，梁思成适时建议：“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反映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或许受此启发，沈雁冰、徐悲鸿、郑振铎等选出4幅图案作为参考。两天后，确认国徽图案“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第六小组找的专家正是以张仃为主的设计团队。

　　之所以找张仃设计国徽图案，直接肇因应是他和周令钊等设计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方案，7月底获得通过。事实上，张仃美术设计方面的才艺早就闻名于党内军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他就转向实用美术设计，设计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俱乐部与部徽，和延安青年剧院大门。艾青由衷赞叹：“张仃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后张仃奉调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工作，为话剧《抓壮丁》作舞台美术设计，为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设计秧歌队服装等。抗战胜利后，张仃随军进入东北，1947年秋为东北解放战争战利品展览会设计大门牌楼。1949年夏，借调他来平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大画册，封面即由其设计完成。张仃为此专意设计了一圆形图案：中上为八一军徽，下面是分列两边的四面军旗，外围以麦穗、缎带，交结于图案底部的“1949”。四面旗帜、麦穗、缎带等元素，实际上为新政协会徽设计作了先导。

　　张仃领受设计国徽任务之际，刚完成怀仁堂、勤政殿的设计改造。事实上，他还参与了国旗图案的设计，发给新政协代表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共收国旗图案38个，其中5个方案，张仃皆与钟灵等列名其中，另有朱德设计的、当时社会颇为看好的复字第十五号是张仃一人画图而成。在如此繁忙之际，张仃与钟灵展开了国徽设计工作。

　　第六小组9月23日分别召集11个分组会议，讨论的只是国旗国都纪年问题。合理的解释应是，与会代表意见集中赞同的是复选第一号国徽图案，因此无须专门开会讨论。该图案与新政协会徽极为相近，只是将红五星由外框移至内部，取代四面红旗，其下仍为标红中国版图的地球，在麦穗下部绾结处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毋庸置疑，这正是张仃团队的设计。在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张仃、钟灵又在复选第一号的基础上，作了5种修正图案。9月25日，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编印《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收入的正是这5种修正图案。

　　也是在9月25日的夜晚，在丰泽园会议厅召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起因是政协代表对国旗优选方案存有较多分歧，引起、周恩来的格外的重视。座谈会上，推荐了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获得在座者一致赞同好评。随后，话题就转换到国徽方案问题。洪深、郭沫若、梁思成等纷纷对《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所收图案发表意见。当时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马叙伦还是坚持：“最好还是决定一个原则。”徐悲鸿认为可将第一图案修改一下。张奚若语出惊人：“现在我们这些图案太像苏联之国徽。”这不无一定道理，苏联国徽也是由红五星、地球、麦穗、缎带等组成。一句话警醒了，他果断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在张仃的设计团队之外，又邀请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组建另一设计组。

　　梁思成领受国徽设计任务后，立即组织林徽因、莫宗江、邓以蛰、王逊、高庄行动起来，将其镕古铸今，把汉唐艺术在国徽上反映出来的理念贯彻到具体设计中去。10月23日，清华团队完成玉璧型国徽图案设计。该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用隶书书写，“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以大星居内圈，四小星在圈外围绕于下。

　　张仃团队在开国大典前将主要精力放在确保会场的设计布置工作上。在此前后，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开始在张仃的艺术思维中萌蘖。人民政协会徽设计完成后，华北邮政总局派人来联系设计庆祝新政协胜利召开的纪念邮票。8月底，张仃、钟灵完成了邮票图案稿。后续设计工作交由上海供应处邮票科绘图员孙传哲承担。

　　开国大典后，张仃参与旧国立北平艺专的接管工作，后成立中央美院，这使得张仃负责的国徽设计团队被后人标以“央美”之名。能者多劳，12月又开始为“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新年”而忙碌，并负责大众图书出版社工作。这期间，他还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设计稿工作，与钟灵又合作了一回。设计稿是横构图，上半是侧脸像，后衬以五星红旗，下半仍是斜透视的。在后续邮票设计中，孙传哲将毛改为正脸，又将五星红旗改画成凌空飘扬；为增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视觉象征意味，横构图被改成竖构图。只有建筑没改变。1950年2月10日，“图案（第一版）普通邮票”正式发行。与华表的形状与方位，与庆祝新政协纪念邮票的极为相近，背景稍作调整。

　　参与邮票设计工作，特别是彰显建筑的邮票面世，进一步强化了张仃将元素加入国徽图案设计的创作意识。1950年5月29日，全国人民政协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开会，专题商议国徽、国旗、国歌褒奖问题，这对于国徽设计不啻为一道催促令。此际新增两种国徽图案，一为清华团队设计的玉璧型，另一就是张仃主导的新设计。张仃等人的新设计虽仍“取法原来五种造意”，但图案中出现了一个彩色写实的斜透视的图形，替下了标红中国版图的地球。

　　此时推进国徽设计工作，张仃整合了两位得力助手，一位是三十年代上海漫画界的领军人物张光宇，另一位是与张仃一起参与布置设计的周令钊，城楼上的巨幅毛就是他在现场画的。三人彼此熟识，且都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其中尤以张光宇在上海美术界深耕多年，在三十年代就成为漫画界老大哥而声名最大。

　　周令钊与上海的关联，可追溯到他早年在两湖学画期间，美术教师汪仲琼、高庄都是在上海攻习美术成才，且高庄生长之地江苏省宝山县，后属上海。1936年9月，周令钊受在上海纱厂任总工程师的舅舅的推荐，来沪在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制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令钊住处为流弹击中，就此离开上海。后进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周令钊同“三厅”撤退至桂林，刚好张光宇同家人也逃难到此。听说大名鼎鼎的画界前辈来了，周令钊就主动结交，并有意识地学习张光宇的画作。张光宇装饰性极强的画风，在周令钊的商业广告创作、插画和抗战漫画中都留下学习借鉴的痕迹。

　　至于张仃与张光宇的交情，更是非同寻常。1936年张仃困顿南京，自己虽然发起成立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作品投稿有美联背景的上海刊物却石沉大海。在叶浅予的建议下，张仃往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很快得以刊发，从此一发不可收。《上海漫画》第3期以大幅彩色珂罗版刊张仃两幅漫画，并冠以“全国漫画名作选”之名，且一次性付与15块银元稿费，相当于张仃在南京为报纸绘画一月收入的总和。以张光宇为首的上海漫画界就此为张仃敞开大门，除《上海漫画》，张仃还在《时代漫画》《泼克》等发表漫画作品，并由此拓展了南京发稿阵地。为了同这位漫画界后起之秀见上一面，张光宇有意留下7块钱稿费，让张仃到上海来取。尽管张仃并非想象中的东北大汉，但张光宇一见之下还是欢喜莫名，当晚就约鲁少飞、叶浅予、胡考等上海漫画界活跃分子六七人，到他家晚饭欢聚。

　　张仃是如此感激上海漫画界，正是叶浅予领队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在“八一三”后从上海来到南京，促其毅然加入。宣传队后到武汉，列为“三厅”麾下，张仃翌年赴陕宣传，把握机会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张仃是如此感念张光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真心佩服对方的美术才华。张光宇1949年12月由广州来北京，张仃很快安排他住进央美美术供应社宿舍，自己住前院，让张光宇住更僻静的后院。接着，张仃吸纳张光宇参与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设计工作，同时让其参与国徽设计工作。

　　张仃回忆张光宇的重要艺术贡献：“一是参与了国徽设计。他参与提出的一些设计意见，如不同意梁思成先生以‘璧’为基本形象的构思，直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这段文字述及1950年6月国徽设计关键期两支团队设计理念的冲突。6月1日，政协一届全委会二次会议召开，4日，马叙伦作国徽工作报告。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八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关于国徽修正案项，会议决定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于是，翌日马叙伦召集沈雁冰、张奚若，及张仃、梁思成等开国徽组会议。

　　马叙伦通报那次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图案”。接着，张奚若转达意见，听说“有人批评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原因是由于斜式太多。然而，梁思成当场表态，却并不认同的国徽图案：“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了一个万里长城、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他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采取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他还提出国徽图式“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进而着眼“技术方面”提出印刷、雕塑存在的问题。为此，张奚若、沈雁冰接连发言，不仅从“五四”运动发生地与新中国诞生地阐明的历史象征意义，还婉转传达了以古代方式表达新政权的异议。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图形”。

　　梁思成之所以反对成为国徽主元素，主要是基于其保护北京中轴线月，梁思成郑重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应在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旨在保护北京城的历史艺术文物，如果一旦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象征，中央人民政府便要长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梁思成及时沟通，有效促使梁氏迅速启动相关工作。梁思成如此说：“周总理提示我，要以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周恩来高超的说服艺术与崇高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两天后，突然峰回路转。6月13日，全国人民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议决：“国徽问题：图样尚未最后确定，决定后天将两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于是，清华、央美两家设计组的理念比拼、技术竞争得以延续。那几天，清华团队开足马力，不仅采纳图形为主的原则，且创造性地解决国徽要不要填写国名、颜色要不要修改、用五颗星还是用一颗星等问题。清华团队勇于自我否定，多方优化设计。而张仃团队设计始终就是顶上一颗大五角星，未能吸纳国旗元素，在此方案摆正，注重的是真实描绘华表、金水桥与甬道。

　　两天后的6月15日，晚8点，马叙伦召集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与会。梁思成出示“清华”团队新设计的三个国徽方案。他阐发设计说明：“（1）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要为主体，须把他程式化”；“（2）国徽不能像商标”，以免“有轻率之感”；“（3）国徽必须庄严”，“避免用飘带”，“采用民族形式”。张仃未能参加那天会议，所提交的《关于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的附件，对梁思成数天前的反对意见作出针对性反驳。张仃团队一是强调国徽以齿轮、嘉禾、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为主体；二是不恰当地主张写实而非图式化的观点；三是在继承美术历史传统方面，偏重倾向于“吴带当风”，而否弃六朝石刻的静止彩带样式；四是在色彩运用方面，从强调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三色协和，指出“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并提及人民的审美爱好，还强调“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会议最后决定：“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又经两天，清华团队提交新修正的国徽图样。央美团队亦作努力，周令钊提出以国旗的大小五星替下一颗五角星，至此两个团队的设计元素近乎完全一致。两相对比，清华团队基于建筑学专业的设计优势更明显，进而在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会议胜出。6月23日下午4时，在怀仁堂召开全国人民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第七次大会，对国徽提案表示认可，还对麦稻穗太稀疏的意见幽了一默：“土改之后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是要饱满些。”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勤政殿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张仃负责的央美团队看似功败垂成，实际上，他们为新中国国徽的诞生确定了齿轮、嘉禾、缎带的型式，贡献了的主体创意元素，并强调了红金浓烈色彩的重要性，仍是功不可没。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之于国徽设计的积极作为不容抹煞。如果再加上给国徽制造模型且多有提升的清华小组成员高庄，那么，上海美术力量对于国徽设计的贡献更要增加分值。尽管当时美术家通常是多地域发展，堪称东西南北人，但是负笈学艺、奠基社会影响的上海经历，还是深深地塑造了张仃等人的美术生涯，进而在新中国诸多重大设计中多有创作。

　　文：吴海勇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中国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